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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山窝窝 处处花鼓多


更新时间:2022-07-23  


  在自家刚盖好的两间平房门口,66岁的彭义凤坐在小凳子上唱着。唱罢一段后,彭义凤便笑盈盈地站起身来说:“唱的都是老调调,也不知道中听不中听。”

  6月11日,在商洛市镇安县永乐街道山沟沟里的山海村,山海花鼓业余剧团的五六名成员或坐或站,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唱着传承了100多年的花鼓。

  “以前,镇安县境内民间花鼓班社不下50家,如今能保持原生态且年年有活动的,只剩这山海花鼓业余剧团一家了。”年近七旬的薛儒成是山海花鼓业余剧团的老朋友,他早年间曾在镇安县剧团工作,后来调到县文化馆,一辈子和花鼓打交道。退休后,薛儒成自费跑遍了镇安县的沟沟岔岔,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花鼓戏词,编辑出版了《镇安花鼓戏》。

  “咱山海花鼓业余剧团从民国初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坚守传承着原生态的花鼓,每年正月十四开戏,能连演3个晚上不重复。”薛儒成说。

  商洛山窝窝,处处花鼓多。《商洛地方志》中描述花鼓:“远看一堆柴,近看是戏台,锣鼓一声响,地蹦子唱起来。”在商洛成长、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商洛花鼓,以传统农耕题材为歌唱对象,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其语言直白朴素、凝练生动,音乐清新隽永、耳熟能详,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06年,商洛花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我国戏剧园地又一朵绚丽的奇葩。

  然而,作为国家级非遗剧种,商洛花鼓的传承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今年,记者多次前往商洛,在商山洛水间,找寻商洛花鼓的前世今生……

  “花鼓最早是从安徽那边传过来,在民间大棚子里演唱的。”丹凤县竹林关镇的民间艺人袁玉凤,十四五岁开始跟着老艺人学花鼓,一唱就是几十年,“你传我我传你,通过口口相传,同样的戏,唱法多少有些不一样。”

  而薛儒成则认为,清末,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受灾群众逃荒到陕南一带,带来了民间说唱艺术,同当地方言及民歌小调融合,逐渐形成筒子戏、八岔戏、小调戏3种说唱形式。到了20世纪初,3种说唱形式经常在简易舞台上合作演出,被称为“花鼓子”。

  “畲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词。从此商於为故事,满山皆唱舍人诗。”诗人王禹偁在《畲田词》中写到的畲田活动,不仅有说唱,还有鼓笛伴奏,这正是原始花鼓的演唱形式。“这表明,商洛花鼓的发端也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当中。”商洛花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辛书善老人说,“商洛过去交通不便,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单一,所以在农闲、过节或办红白事时,都要唱几场花鼓热闹一番。”

  从劳动人民中发端,自然也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花鼓越唱越有瘾,一天不唱不快活。太阳月亮笑呵呵,花鼓伴我走商洛。”《花鼓伴我走商洛》唱出了商洛人对花鼓的痴迷。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群众有了更丰富的娱乐方式可选择,商洛花鼓在传承、发展以及市场方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今年51岁的袁玉凤和66岁的彭义凤,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虽然两人各自有两个女儿,但她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学唱花鼓。“有时间就拿着手机看,听都没人愿意听。”彭义凤说。

  在这一点上,60多岁的商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郝忠锋感受更深。为了商洛花鼓的普及推广,他在商州区沙河子镇的一家职业学校里租教室办培训班,请专业老师教唱戏曲,但来学唱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花鼓爱好者。虽然对生源不太乐观,但郝忠锋仍坚持认为,商洛花鼓要在群众演唱上做文章,在普及推广上下功夫。“凡是有生命力的剧种都是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在民间。”郝忠锋说。

  商洛花鼓在民间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录,一个人的唱法便是一种戏。辛书善亲历了商洛花鼓从田间地头登上大舞台的重大转变。1955年进入商洛剧团的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每次演出间隙去探访秦岭深处的花鼓艺人。翻山越岭,爬坡过河,辛书善经常住在老艺人家,听他们演唱到天亮,并且边听边记,用简谱把传统曲调记录下来。经过辛书善等专业戏曲工作者和老艺人不断挖掘、创新,花鼓艺术得到了全面的改革和提升。

  在挖掘、整理、传承的同时,辛书善还致力于从创作本身解决商洛花鼓发展遇到的问题。

  “过去唱花鼓,都是男扮女装,曲子也是靠艺人自己编。”袁玉凤回忆,和秦腔、眉户不同,以前的花鼓是一个戏一个调子。

  “现在不同了,大都是女演员扮演旦角。”辛书善说,这样一来男女声同腔同调的矛盾非常突出,男声演唱合适时,女声显得过低,女声定调舒服时,男声则显得过高,“能唱得‘挣破头’,观众说这是吼戏不是唱戏。”

  于是,辛书善有意识地把男女对唱中男演员的唱腔安排在徵调式曲调的范围里,把女演员的唱腔安排在商调式曲调的序列中。“这个音区在男女声音中都是表现力最强而且很舒服的音区,演唱起来很美。”辛书善说。

  在现代花鼓《带灯》作曲中,辛书善为了增强音乐的表现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商洛花鼓筒子戏、小调戏、八岔戏3种曲调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商洛民间孝歌。辛书善说:“这也是一种创新,丰富了花鼓唱腔。”

  节奏创新,旋律尽量保持传统特性,使得商洛花鼓整体音乐清新雅致,充满诗情画意,同时增强了高亢激越的秦地特色,特别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

  1979年以前,商洛花鼓只能演出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三小戏”,《屠夫状元》和《牧童与小姐》的面世,真正使商洛花鼓屹立于全国数百个剧种之林,成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唱念做打程式齐备、出将入相场面宏伟的成熟剧种。

  1981年5月,商洛市剧团新编现代花鼓《六斤县长》搬上舞台,随即应邀参加陕西省创作会演,在西安人民剧院连续演出50场次。“当时全国各大剧团或剧种都移植了这个剧目。剧中人物的台词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心声,真是一句台词一阵掌声。”80多岁的老编剧田井制老人回忆起往事,仍满脸自豪。

  紧接着,商洛市剧团又新排了反映农村改革开放变化的新编现代花鼓《红白喜事》和《鸡窝洼人家》,镇安县剧团也编演了反映大龄青年恋爱观和家庭婚姻的花鼓《丑家的头等大事》和《凤凰飞进光棍堂》。

  商洛市剧团原团长李小斌十几岁进团学花鼓,虽然前两年转岗到了其他单位,但他对商洛花鼓的热爱却一点不减。他认为,商洛花鼓需要经典剧目原汁原味式传承、传统剧目微调式发展以及创新剧目发展,三者缺一不可,“创新剧目是花鼓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方式。否则,花鼓将缺乏继续发展的活力,日渐僵化而失去生机。”

  经过几代艺人接续努力,商洛花鼓完成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为创新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8年,80后的李淼接任商洛市剧团团长。

  至今李淼还清晰记得,2010年那个冬天,在商洛市剧团的排练场上,大家都红着眼眶,不管是留下的,还是要离开的。

  “当年文化体制改革,一半人要退休,最小的只有38岁。”李淼说,“我们都站在排练场上,领导挨个点名,凡申请退休的人就走出去。全团当时将近120人,被点到名的有五六十人,他们都站在门口,舍不得离开。”

  改革这些年,商洛市剧团一直在寻求大的发展。担任团长后,李淼外出考察发现,许多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地方,当地会通过成立研究院将其保护起来。李淼提议商洛市剧团也可以这样做,这一想法得到了商洛市相关领导的支持。2020年9月,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

  “从剧团到戏曲研究院的转变,我们承担着对花鼓和道情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创新。目前团里有86人,平均年龄30多岁,大伙干事动力更足了。”李淼说,近年来,剧团排演的大型现代花鼓《带灯》《情怀》获得了成功,同时剧团还不断复排经典剧目《屠夫状元》《山魂》《状元与乞丐》《月亮光光》,帮助演员迅速成长。

  “戏曲演员培养的周期很长,至少学十几年之后才能登台演出。”李淼说,“一路走来,正是热爱让我们坚持到现在。”

  2017年9月,商洛花鼓《夫妻观灯》《屠夫状元》和商洛道情《一文钱》等剧目受邀到乌克兰参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演出活动,把中国传统艺术带出了国门。

  这些年来,商洛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也致力于对当地非遗项目的保护,成立商洛市非遗保护领导小组,确定商洛花鼓的传承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建立商洛花鼓档案,编纂出版图书和资料,对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录像,加强对市县剧团和演艺团体的建设等。

  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和千百人的打磨,商洛花鼓由小曲磨成大戏,从地摊搬上舞台,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寻春天。(记者:王佳伟 郑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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